第92章台湾苗栗县青工总会一行参访武汉交流青年工作

　

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(而绝非唯一一位)当圣王的儒教士，他实现了儒家以圣人为王取代一姓为王的政制法理，推行了一系列儒教政制理想的革命，称堪称儒教政治的历史典范。

不过，政府从来没有采取过措施打压其他学派。身宠而载高位，家温而食厚禄。

秦制十分专制，那么，汉初就需要一场根本性变革。统治者不再像秦代那样紧紧地进行全面的控制，而是适当放松一下控制。不过，刘邦攻灭群雄后所建立的政制架构，完全沿用了秦制。汉宣帝曾形容汉家法度为霸、王道杂之。由此，皇权与政府分离，士人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权的工具，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政治目标。

但武帝时代的社会危机让它自行消亡。董仲舒在这里指出了秦制的根本问题所在：专制。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，赐赵伦越王印。

邮无夜行之卒，乡无夜召之征……[15]的为治理想，这显然是受了道家的影响，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有一致之处，但主体上还是儒家思想。他说，政治经验告诉人们，君离不开民，安危取决于民，存亡取决于民，成败取决于民，力量来自于民。《鵩鸟赋》多引庄子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之文，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，到知识的相对无真，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，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[26]，与《吊屈原赋》以屈子自喻似乎更为消极。汉初著名的儒士还有申公、辕固生、韩婴、伏生等。

例如约法省禁，废除苛法和肉刑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等，本是儒家礼治、德政、仁义王道思想体系中的应有之义。美政就是要善调一天下，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、政法制度等，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。

陆贾、贾谊、韩婴、董仲舒都在不同程度、不同方面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。[23] 他对社会现实有深沉的感受，在批判和反思秦王朝有为之过的同时，也对现实抱着批判态度，批评无为苟简的黄老政治，这说明他是思想比陆贾深化了一步。先秦儒学的几位大师如孟子、荀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充分，他们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学者，成为儒学在汉初进行思想整合，确立独尊地位的深层原因。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势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。

荀子在《儒效》中说：儒者在本朝则美政，在下位则美俗。原则上说，这些看法并不有错，但未免对黄老学的实际影响力估计过高。董仲舒认为五德的系统太过于庞杂，于是根据这套循环相替的理论又提出了黑统、赤统、白统三统循环相胜的理论，认为三统循环是天意的显示，每个朝代的新统治者受天命为王，都必须按照在三统中循环的位置，相应地确定和改变正朔、服色等等。另一方面，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，以为陆贾、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。

具体的措施是限民名田，以赡不足，塞兼并之路，薄赋敛，省徭役，以宽民力。韩婴诠释磏仁云：磏仁虽下，然圣人废者，匡民隐括，有在是中者也。

[35]因此，阳的一方是主导，阴的一方是从属，社会政治中的三种主要关系中君、父、夫是主导，居支配地位，又称为纲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[17]陆贾著，王利器：《新语校注·思务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63页。

诸吕封王，专擅朝政，更欲夺刘氏自立。但是，在《春秋繁露》里，却有大量的法家思想，如《王道》说：道同则不能相先，情同则不能相使，此其数也。接着，陈平助以巨资，陆贾往来于大臣之间，为平定诸吕做准备。[⑩]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褒其身，行中和以统远，民畏其威而从其化。董仲舒，广川（今河北枣强）人。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，寻求和而否定同，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。

[11]他主张以仁义为本，主要通过教诲，再辅之以刑罚，来建立一个君臣、上下、尊卑、长幼、大小、强弱、贤愚、廉鄙各个等级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的至德之世。儒经所体现的道统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，诸如以人为本、天人合一、仁者爱人、贵和尚中、和而不同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、忧患意识、与时携行、生生不息、诚信、民本、日新等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，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。

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规则为阳制约阴，阴兼于阳： 凡物必有合。《春秋》贯彻着尊尊亲亲的礼制精神，包含遏止礼崩乐坏，维护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宗法等级秩序的微言大义。

董仲舒还依据战国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在《春秋繁露•三代改制质文篇》一文中提出了三统说。儒经被看成是古代圣人的精心制作，是安身立命、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。

通过这些措施，达到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，外足以事上共税，下足以畜妻子极爱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。先秦儒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观：和而不同。[25]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2252页。[13]与先秦儒家不同的是陆贾强调道家的无为，夫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

他说：夫礼者，禁于将然之前。孔子声言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可也，三年有成。

其中《过秦论》，《治安策》、《论积贮疏》等乃千古名篇，影响极大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[①]司马迁：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3117页。

[④]班固：《汉书·曹参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018页。他们或著书立说，弘扬儒学理论。

这一历史规则不仅表现在一般的历史上，在中国思想史上也似乎是这样。……阴者阳之合，妻者夫之合，子者父之合，君者臣之合。三、汉初儒学思想整合的内在学术动因第一，儒学和而不同的文化观，使儒学具有包容性，能够兼收并蓄。[20]司马迁：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491页。

经过了春秋战国几百年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，从战国末年开始，又有了思想的整合倾向，经过秦汉之际，大致到汉武帝时代基本完成了又一轮的合。这是基础发挥孟子的仁政思想，其基本内容是针对当时要统治者采取措施安抚劳苦大众，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，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。

但是，等到建立了统一政权的汉初，儒家的理想主义不得不向现实主义靠拢，儒家的思想学说不得不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。二是在更化的口号下，强调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，并结合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刑、礼法之争辨的理论成果，完成德刑兼用，德主刑辅的主体治国方案。

贾谊论著经后人整理，汇成《新书》10卷。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，汉初思想的整合，并不是简单的综合、合流，而是重组、融合、提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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